离家的前夜，外婆突然往我行李箱塞进一只陶罐。“装上点家乡土，”她用浓重的方言说，“水土不服时就泡水喝。”我笑着答应，却在转身后偷偷倒掉——二十一世纪了，谁还信这个。
大学第一天我就后悔了。在充斥着标准普通话的校园里，我像一株误入花园的野草。当我说“俺”时有人掩嘴笑，当我形容晚霞“红彤彤”被纠正该说“绯红色”。最刺痛的是在自我介绍时，我脱口而出的乡音引来窃窃私语：“好土啊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躲在卫生间练习普通话，却像被割掉舌头的囚徒。镜中的自己越来越陌生，而外婆的方言在喉间左冲右突，最终被生生咽下。
转机发生在深秋的文学课。老师讲到《诗经》中的古语，突然停下问我：“同学，‘菡萏’在你们家乡话里怎么说?”全班目光聚焦在我身上。我脸红心跳，半晌才小声回答：“叫...叫水芙蓉。”
“再大声些!”
“水芙蓉!”我用方言喊出这三个字，声音洪亮得把自己吓了一跳。
奇妙的事发生了——那些古老的音节在空气中振动，仿佛召回了某种失传的魔法。老师激动地拍桌：“这就是活着的汉语史!同学们，你们刚刚听见的是穿越千年的声音!”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重新打量那罐被倒掉的乡土。原来外婆给我的不是迷信，而是一整个语言宇宙：她说的“杌陧”是《尚书》里的危局，“䜣馡”是《楚辞》中的香气。每个被嘲笑的“土词”，都可能是某首唐诗遗落的韵脚。
现在我会主动给室友讲方言故事，用外婆的“夜儿格”代替“昨天”，用“蚂螂”称呼蜻蜓。那些曾让我羞耻的音节，如今成了我的秘密武器——当大家都在用同样的网络热词时，我口中活着的古语反而成了最酷的符号。
今年寒假回家，我重新装满一罐泥土。外婆笑了：“现在信了?”我抱紧陶罐，像抱紧一部声音的《诗经》。
行李越来越沉，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必须带上路。不是泥土本身，而是泥土里生长的声音;不是怀旧，而是让古老重新鲜活的能力。
带上方言上路，就是带上一整条文化的根。它会在所有普通话的沙漠里，为我长出独一无二的绿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