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兴安岭的驯鹿人能听懂落叶松的密语。他说每片松针坠地时都在报数：“簌是初雪还有三十天，飒是驼鹿群刚过东南山。”
我的首次聆听发生在祖父的钟表铺。他让我把耳朵贴在不同年代的座钟上：乾隆更漏残留着漕运桨声，西洋摆锤里凝固着泰晤士河雾，而那座延安时期的马蹄表，至今仍在吐纳黄土高原的信天游。
更系统的听觉训练在海洋馆完成。当白鲸突然停止鸣叫，饲养员轻轻敲击玻璃：“它在听五十公里外的货轮声波。”我们屏息凝神，果然听见钢铁巨兽的胎动正透过水体传来——原来寂静也是声音的载体。
最精妙的自然之声藏在城市缝隙。地铁通风口飘出蒲公英的降落伞，下水道井盖下传来蚯蚓耕作的夜曲，甚至空调外机都成了蟋蟀的扩音器。环卫工老周说：“我扫街时总关掉音乐，柏油路会告诉我哪片落叶想最后跳支舞。”
如今我的录音设备存着“声音标本”：终年积雪挤压岩层的呻吟，竹林里笋尖顶破冻土的脆响，还有母亲河解冻时冰凌相拥的珮鸣。这些原始声频正在数字世界旅行，某天突然被芬兰作曲家破译成《地球心跳交响乐》。
子夜写作时，窗外香樟果突然爆裂。十几粒种子敲在玻璃上，像星星在叩击我的窗。忽然想起驯鹿人的话：所有天籁都在等待能翻译它们的耳朵，而人类最深的孤独，是忘了自己也曾是自然的回声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