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冬天冷得早，旧礼堂的暖气坏了三年。我们裹着羽绒服排练，哈出的白气在昏黄的灯光下聚了又散。二十七个高三学生，要在校庆上演《觉醒年代》的片段。
“声音!声音要顶出去!”导演老陈拍着吱呀作响的木地板，“你们演的是百年前的青年，是心里有火的人!”
我攥着皱巴巴的台词本，第无数次念出那句：“遍地哀鸿满城血，无非一念救苍生。”喉咙发紧，声音落在地上，轻飘飘的。百年前的烈火，隔着纸张传来，只剩一点微温。
直到那个周末，我们去博物馆找感觉。
玻璃柜里，陈独秀的《敬告青年》静静躺着。泛黄的纸页上，毛笔字墨迹淋漓，每个字都像要冲破玻璃。我俯身细看，忽然在纸页边缘看到一点异样——不是墨迹，是一滴极淡的、褐色的印记。
“那是血。”讲解员轻声说，“当时印刷所被砸，他们护着刚印好的刊物突围。”
我怔住了。隔着玻璃，仿佛能看见那个场景：年轻的印刷工人抱着油墨未干的《新青年》，在棍棒与呐喊中奔跑。血滴下来，落在纸页边缘，和刚印上的“青年”二字叠在一起。
回去的公交车上，没人说话。我靠着车窗，看暮色一点点吞没城市。忽然想起台词本上，我用荧光笔划出的那句“无非一念救苍生”。原来“一念”不是轻飘飘的念头，是有人愿意为之流血的信仰。
当晚排练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当演到李大钊在风雪中奔走呼号时，扮演者小宇的声音不再是从喉咙发出的，而是从胸膛里、从滚烫的血液里涌出来的。他振臂高呼时，旧羽绒服的线缝“刺啦”裂开，棉絮飞出来，在灯光下像一场突然的雪。
轮到我了。我站上那个用课桌拼成的“演讲台”，台下没有观众，只有二十六个同伴呼出的白雾。深吸一口气，开口时，声音自己找到了力量：
“遍地哀鸿满城血——”
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，带着重量。我看见的不再是台词本上的宋体字，而是玻璃柜里那滴褐色的血，是百年前同样寒冷的冬夜里，一群青年围着油灯争论家国命运时冻红的手，是他们把火种藏在怀里、穿越封锁线时剧烈的心跳。
“无非一念救苍生!”
最后一句，我用尽了全部力气。声音撞在斑驳的墙壁上，又弹回来，和二十六个人的呼吸混在一起。老陈没有喊停，他坐在第一排，用手捂住了脸。
礼堂死寂。只有我们的喘息声，和暖气水管偶尔的呜咽。然后，掌声响起来——不是来自想象中未来的观众，而是来自此刻，来自我们自己。我们为百年前的先辈鼓掌，也为今夜找到火种的自己鼓掌。
校庆演出那晚，暖气依然没修好。但我们穿上单薄的民国学生装时，没有人发抖。幕布拉开，灯光打下的瞬间，我看见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看见校长斑白的头发，看见第一排坐着的、真正经历过风雨的老校友。
当最后一句台词响彻礼堂，掌声雷动。我们鞠躬，直起身时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光。那不是舞台灯的反光，是真正的、燃烧的光。
后来我明白，青春的热血从未冷却，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流淌在每一代人的血管里。百年前，它化作了《新青年》油墨的芬芳和街垒前的呐喊;百年后，它在旧礼堂寒冷的冬夜里，在二十七个少年嘶哑的喉咙中，找到了回响。
那晚散场后，我们在校门口的老槐树下站了很久。雪开始下了，细小的雪花落在发烫的脸上，瞬间融化。没有人说话，但我们都知道：有些火种一旦被点燃，就会在血液里一直烧下去，照亮所有未知的、需要勇气的长夜。
而这就是青春最真实的温度——不是恒温的舒适，而是明知可能灼伤，依然选择燃烧的、滚烫的清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