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手里攥着一条旧毛巾。深蓝色，边缘发白，像褪色的海岸线。她说毛巾叫“一九八六”，是嫁妆里最不值钱的一件。
可我知道不是这样。这条毛巾认得家里所有的伤口。
爸爸十六岁那年学骑自行车，摔进沟里，膝盖血肉模糊。奶奶冲出来，“一九八六”立刻捂住伤口。血像泼墨，在蓝色的棉布上洇成紫黑的花。爸爸说，他永远记得血的热，透过毛巾传来奶奶的颤抖——不是怕，是另一种疼，在血管里奔涌。
后来是我。五岁，高烧烧糊涂了，只记得额头上轮换的凉与热。奶奶把“一九八六”浸在温水里，拧成温柔的一团，搭在我额上。毛巾吸走滚烫，呼出薄荷草的清气。我在那股凉意里沉浮，像小船找到了锚。她每隔十分钟就重洗一次，一夜未眠。天亮时，毛巾瘫在水盆里，疲惫如她眼底的血丝。
“一九八六”见过更多的疼。妈妈切菜时失手的刀伤，爷爷腰间盘突出时贴膏药的皮肤红疹，甚至家里老猫难产时颤抖的肚皮……它从不言语，只是张开棉线的怀抱，把那些尖锐的疼、滚烫的灼、刺骨的寒，吸进自己身体里，再还给世界一片温润的妥帖。
直到那个黄昏。我打球扭伤脚踝，肿成发面馒头。奶奶坐在矮凳上，用“一九八六”蘸了药酒给我揉。夕阳斜照，她低头时，我猛然看见她头顶的白发，那么密，像落了终年不化的雪。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：这条毛巾，其实是奶奶的另一种存在形式。她一生都在做同样的事——把生活的粗粝、命运的锋利，都吸进自己身体里，默默消化成我们可以承受的温度。我们的伤口总在愈合，因为她先替我们疼过了。
毛巾躺在奶奶膝上，破了一个小洞。光从洞里穿过，落在她青筋微凸的手背上。我忽然想哭。这些年，奶奶就像这条毛巾，在一次次吸走家人伤痛时，把自己拧得越来越薄，颜色越来越淡。
“补补还能用。”她摩挲着那个洞，像在抚摸自己的岁月。
我起身拿来针线——最细的针，最韧的线。我要学着，把这个洞、以及未来所有的洞，细细缝补起来。在她老去的路上，换我来成为那条毛巾，那条永远温热、永远柔软的“暖流”。
原来，世间最深的暖流，从来不是滚烫的宣言，而是一条旧毛巾的沉默。它裹住三代人的磕碰，把那些刺骨的寒，都捂成掌心恒温的春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