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路上堵车，所以迟到。”这句话我说得行云流水，像给生锈的锁喷了一层润滑油，顺畅得没有一丝愧疚。高一那年，我把这句话当成万能钥匙，插进所有漏洞里，轻轻一拧，就把责任推给了宽阔的马路和无辜的红灯。
直到那个冬日清晨，我照例把闹钟摁死在第三次响铃后，缩回热被窝。窗外寒风猎猎，像无数细小的牙齿啃着玻璃。我蜷缩成一只贝壳，对自己说：再睡五分钟，就五分钟。结果五分钟牵着十分钟，十分钟牵着半小时，等我惊醒时，时针已大摇大摆越过七点半。我胡乱套上校服，一路狂奔，心里却早早打好草稿——“堵车”。这个借口像软和的羽绒服，把我裹得心安理得。
冲进教室的一瞬，班主任正低头点名。我喘着粗气举手：“老师，高架堵死了……”声音卡在喉咙里——因为我看见父亲站在讲台旁，身上那件灰呢大衣被雾气打湿，发梢结着细小的水珠。他递给我一本落在家里的语文书，朝我点了点头，没拆穿我。可就在他转身的一瞬，我瞥见他右手背上一道新鲜的擦痕，血珠被寒风冻成暗红的小冰粒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为了给我送书，骑车逆行，在结冰的路口滑倒，却爬起来继续赶路。那道伤痕像一枚尖锐的针，刺破我精心缝制的“堵车”气球。
下课铃响，同学们涌向操场做操。我缩在座位上，翻开语文书，扉页上有父亲刚劲的铅笔字：没有路会堵，除非你先把自己堵在心里。那一行字像一束强光，照得我无处藏身。我忽然明白，借口不是逃避责任的滑梯，而是囚禁自己的牢笼;每一次顺手把“堵”推给外界，就顺手把成长的机会也关在了门外。
后来，我不再轻易把“堵车”挂在嘴边。闹钟一响，我立刻掀被起身，让冷空气拍在脸上，像一记清脆的耳光，提醒我曾有的羞愧。偶尔起晚，我会站在讲台上，先承认自己的拖延，再接受同学们的监督。说来也怪，当我把“堵”从嘴里收回，放到心里去疏通时，起床变得不再艰难，时间也悄悄为我让道。
现在我已升入大学，清晨的图书馆门口依旧排起长队。寒风中，我不再需要借口这件羽绒服，因为心里那道被父亲擦痕点亮的火焰，足以融化所有赖床的诱惑。偶尔有人迟到，顺口抛出一句“堵车”，我会笑着想起那年冬天：原来世界上最长的堵车，不是高架上的车流，而是我们给自己设置的、不愿向前的那道心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