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，实验室的灯还亮着。我端着刚冲好的速溶咖啡，隔着玻璃看培养皿里那团淡蓝色的菌落——它们像一片微型星空，正在安静地呼吸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，第一次用爷爷的老式显微镜看到洋葱表皮细胞时的震撼：原来世界可以这么小，又这么大。
成为科学家的念头，就是在那个被放大的世界里生根的。不是为了白大褂的潇洒，也不是为了诺贝尔奖的掌声，而是想弄清楚：为什么蒲公英的种子能飞那么远?为什么壁虎的脚能粘在天花板上?这些看似幼稚的问题，后来都变成了我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坚持。就像现在，我盯着培养皿里那团蓝色，它们是我花了三年时间改造的“环境哨兵”——遇到重金属污染就会变色的细菌。
上个月去天津港取样时，有个渔民拉着我说：“闺女，你们研究的这些细菌，能不能帮我们把海里的柴油味去掉?”他粗糙的手掌上沾着机油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色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科学不是试管里漂亮的颜色反应，而是要让这些颜色最终变成渔民能喝上的干净水，变成孩子能放心游泳的海。
凌晨三点，数据终于跑出来了。电脑屏幕上那条上升的曲线，像极了我小学时画过的火箭轨迹图。导师发来消息：“明天组会，准备讲讲你的‘蓝色哨兵’。”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突然发现实验室窗外的冬青树抽了新芽——原来春天已经悄悄来了。就像我的科学家梦想，从显微镜下的第一个细胞开始，如今终于长成了能触摸现实的模样。
也许十年后，当天津港的海鸥不再躲避油污，当那个渔民的孙子能在海里摸到透明的水母时，他们会记得曾经有个女科学家，和她的蓝色细菌一起，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而我知道，这一切的开始，不过是一个孩子固执地想看清一片洋葱表皮的好奇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