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总说，干活要趁年轻，不是因为年轻时力气大，而是因为年轻时眼里有光，心里有火，手上不沾泥。
那年我十五岁，暑假回乡下。爷爷在院子里劈柴，木屑在阳光下飞舞，像金色的雪花。他赤着上身，脊背上的肌肉随着斧头起落而律动，每一斧都精准地劈在木纹的节点上。“你来试试。”他把斧头递给我。我接过，沉甸甸的，几乎握不住。斧头落下，要么劈歪了，要么只砍进一半，木头纹丝不动。
“急什么?”爷爷坐下，点起旱烟，“年轻时，我一天能劈两百斤柴。不是因为我力气比别人大，是因为我认准了要劈，就一斧一斧地劈，不嫌慢，不嫌累。”他磕了磕烟灰，“现在老了，劈不动了，但看着你们年轻人劈，心里也舒坦。”
那个下午，我终于劈开了一根木头。不是靠力气，是靠找到木头的纹理，顺着纹理下斧。木头裂开的瞬间，我看见了木心深处的年轮，一圈一圈，像时间的涟漪。
十八岁那年，我决定去学木工。父亲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学手艺苦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我搬进了爷爷留下的老作坊，那里有刨子、凿子、锯子，还有满屋子松木和樟木的香气。爷爷把他的工具都留给了我，每一件都磨得光滑发亮，像老人的手掌。
学手艺的头三个月，我只做一件事：磨刀。爷爷说：“刀不快，木头不听话。”我每天坐在院子里，对着磨刀石，一遍遍地磨。刨刀、凿子、锯子，每一件都要磨到吹毛断发。手心磨出了血泡，磨出了茧，但我发现，刀锋越亮，我眼里看得越清——我能看见木纹的走向，能看见哪里是结疤，哪里是柔软的木心。
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件作品，是一张小板凳。歪歪扭扭，榫卯松动，坐上去吱呀作响。但爷爷坐上去，摇晃了几下，说：“稳了。”他指着一条凳腿：“这里，你下了功夫，纹路顺着，榫头咬得紧。年轻人做事，不怕笨，怕的是不用心。”
二十岁那年，我接了一个订单：给村里的小学做二十套课桌椅。那是我第一次批量制作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“责任”的分量。我量尺寸、画图纸、选木材，每一个步骤都反复核对。刨木头时，我听见刨花卷曲的声音，像春天的风声;凿榫卯时，我听见木头咬合的闷响，像大地的心跳。连续一个月，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肩膀酸痛，眼睛干涩，但每当完成一件，把它摆在阳光下检查，看见木纹在光线下流动，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满足。
交货那天，校长握着我的手，说：“这些桌子，能用二十年。”我看着孩子们坐上新桌椅，他们的小手抚摸着光滑的木面，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爷爷的话——年轻时干活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，而是为了在时光里留下一些实在的东西。
如今，我已不再年轻。作坊里的工具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但爷爷那把磨得发亮的斧头，还挂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。每当有年轻人来学手艺，我总会把那把斧头递给他们：“试试，找找木头的纹理。”
“干事当在年轻时”，这句话现在听来，不再只是关于力气与时间。年轻时，我们有试错的资本，有不计得失的勇气，有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耐心。那时的汗水，能浇灌出最结实的木纹;那时的专注，能雕刻出最经得起岁月打磨的纹路。
上个月，我回老家，看见爷爷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他指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，说：“你看它，年轻时拼命长高，现在老了，就稳稳地站着，给后人遮阴。”我摸着树干上的纹路，那些深深的沟壑，像极了爷爷脸上的皱纹，也像极了我这些年在木头上留下的刀痕。
年轻时干事，不是为了消耗青春，而是为了让青春在时间里生根发芽。那些一斧一斧劈开的木头，那一凿一凿刻出的榫卯，那一刨一刨磨出的光滑，最终都成了我们生命的年轮——一圈一圈，扎实而清晰，记录着我们曾如何认真地活过，如何用双手，把时光变成了可以触摸的形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