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的清晨，总是在豆浆油条的香气中醒来。
我家住在一条不算太宽的弄堂里，两层的石库门房子，楼梯踩上去会发出“吱呀”的声响。母亲总是在天刚蒙蒙亮时就起床，在厨房里忙碌。她煮豆浆用的是老式豆浆机，那沉闷的“嗡嗡”声，是我童年最熟悉的晨曲。当第一缕阳光透过老虎窗斜斜地照进厨房，豆浆的香气便弥漫开来，混合着隔壁阿婆煎生煎包的焦香，还有弄堂口油条摊飘来的油脂气息——这就是上海清晨的味道，也是家的味道。
父亲是弄堂里小有名气的木匠。他的工具箱就放在天井的角落，刨子、凿子、锯子，每一样都擦得锃亮。我放学回家，总看见他在天井里忙碌，阳光透过头顶交错的电线，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他很少说话，但手上的活儿从不停下。弄堂里的邻居们有什么家具坏了，都来找他。他修好后，常常只收一点点材料费，却会额外送人家自己做的小玩意儿——一个竹制的晾衣架，或是一块砧板。
“家不只是房子，”父亲常说，“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点情分。”
这句话，在我长大后才真正懂得。
弄堂里的生活是嘈杂的，却也是温暖的。夏天傍晚，家家户户把饭桌搬到门口，男人们喝着啤酒，女人们聊着家常，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嬉戏。我家的饭桌总是最热闹的——母亲会多做几个菜，父亲会拿出珍藏的黄酒，邻居们端着碗就来了。我家的八仙桌，坐满了来自不同家庭的面孔，碗筷碰撞的声音，说笑声，还有偶尔从邻家飘来的《沪剧》唱段，交织成一首独特的交响乐。
我最怀念的，是弄堂里的“公共生活”。谁家做了好吃的，总会给邻居送一碗;谁家孩子发烧了，不用说，隔壁阿婆就会送来退烧药;谁家遇到困难，整条弄堂的人都会伸出援手。这种情分，是上海这座大都市里，最朴素、最珍贵的人情味。
上海在变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地铁线路像血管一样蔓延，时尚的购物中心取代了老百货。我们弄堂的石库门，成了城市变迁中的一座孤岛。但每次回家，走在熟悉的石板路上，听见邻居们用上海话打招呼，闻到熟悉的饭菜香，我就知道，上海的“家”还在。
去年，弄堂开始动迁了。母亲在打包行李时，眼睛红红的。父亲却异常平静，他抚摸着那些用了几十年的工具，说：“工具在，手艺在，家就在。”搬家那天，邻居们自发来帮忙，搬家具的搬家具，打包的打包。我家的八仙桌被小心翼翼地抬上卡车，那是父亲亲手做的，用了三十年。临走时，母亲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最后抓了一把门边的泥土，放进一个布袋里。
新家在浦东的一个小区，宽敞明亮，有电梯，有暖气。但母亲总说：“不像家。”直到有一天，她发现小区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，几位老人在那里下棋聊天。她试着把做好的红烧肉分给邻居，没想到第二天，邻居就送来了自己包的馄饨。渐渐地，新的邻里关系建立了，虽然不如弄堂里那么紧密，却也有了温度。
如今，我每周都会回浦东的新家。母亲依然会煮豆浆，用的是崭新的豆浆机，但味道没变。父亲在新家的阳台上摆弄他的工具，偶尔为邻居修修家具。弄堂里的老邻居们，有的住进了同一小区的不同楼栋，有的散落在上海的各个角落，但大家依然保持着联系，微信群里热闹非凡。
上海变了，变得更大、更现代、更繁华。但我的家，依然在上海。它从石库门搬到了电梯房，从八仙桌搬到了餐桌，从面对面的寒暄变成了微信里的问候。但家的本质没有变——那份对彼此的牵挂，那份在繁华都市里相互依偎的温暖，那份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的上海味道。
有时候，我会站在浦东的新家阳台上，望着远处陆家嘴的璀璨灯火，想起弄堂里昏黄的路灯。我知道，上海的繁华与弄堂的温情，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完整的面貌。而我的家，就在这繁华与温情之间，找到了新的平衡。
家在上海，不是因为这里有东方明珠，有外滩夜景，有南京路的热闹。而是因为这里有母亲煮的豆浆，有父亲打磨木头的声音，有邻居送来的生煎包，有那些无论城市如何变迁，都依然存在的、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分。
这就是我的上海，我的家。它既在弄堂的深处，也在浦东的高楼里;既在过去的记忆里，也在当下的生活中。它永远都是那个让我心安的地方——无论上海变得多么陌生，只要回到这里，就能听见熟悉的乡音，尝到熟悉的味道，感受到那份独一无二的、上海的家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