姥姥的家，在南昌城北一条深巷的尽头。那屋子低矮，墙皮斑驳，只有院角一棵老樟树，年年夏天撑开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荫。
我童年里最清晰的印记，是从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开始的。推门进去，总是先闻到一股混合着樟脑丸、旧书本和厨房油烟的味道。姥姥就坐在堂屋的藤椅上，手里永远在做些什么——或是纳鞋底，针线在她指间稳稳地走，发出“嗤嗤”的轻响;或是择菜，青菜叶子在她布满老年斑的手边堆成小山。阳光从雕花木窗的格子里斜斜地切进来，在她银白的发丝上跳跃，空气里有细小的尘埃在飞舞，像极了时光本身。
她不爱说话，但她的手会说话。春天，她用艾草和糯米粉做成青团，碧绿的，软糯的，咬一口，满嘴都是田野的清香。夏天，她摇着蒲扇，给我讲南昌城的老故事，讲滕王阁的来历，讲八一大道上的钟声，声音缓慢而悠长，像巷口那条静静流淌的沟渠。秋天，她会把晒好的桂花收进玻璃罐，一层桂花一层糖，封存起来，说等我冬天回来，泡水喝。冬天最冷的日子，她总能变戏法似的从棉袄怀里掏出一个暖烘烘的烤红薯，塞进我冰凉的手心。
她有一盏老式的煤油灯，玻璃罩擦得透亮。许多个停电的夜晚，那豆大的火苗便成了屋里唯一的光源。光晕染开，把她的侧影投在墙上，巨大而温柔。我趴在桌边写字，她就坐在旁边，不声不响地纳鞋底。针穿过厚厚的千层布，需要很大的力气，她每扎一针，都要微微侧过身子，用整个手臂的力量。那“嗤——”的一声，绵长而坚定，在寂静的夜里，成了我记忆里最安稳的背景音。她说，鞋底纳得密，路才走得稳。人这一生，也是这个道理。
她老了以后，动作慢了下来，但等待的姿势却成了永恒。每次我放假回家，远远就能看见她坐在巷口的石墩上，背对着夕阳，朝着我回来的方向张望。她的身形在暮色里缩成小小的一团，像一枚被岁月磨圆的卵石。直到看见我，才缓缓地、努力地站起来，脸上漾开一层薄薄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笑意，仿佛一整天的等待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
最后一次见她，她已病得说不出话，只是紧紧攥着我的手。那双手粗糙、干瘦，却有着惊人的温度。我替她梳头，梳子划过稀疏的银发，像划过秋天最后的草地。她看着我，眼睛像两口深潭，里面有我读不懂的、浑浊的温柔。我忽然想起，她从未对我提过任何要求，也从未说过一句“我爱你”，但她的一生，似乎都在用最笨拙、最沉默的方式，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句话。
如今，巷子还在，樟树还在，只是那扇木门永远地关上了。我走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里，偶尔闻到桂花香，或是看到巷口晒太阳的老人，心里便会猛地一空，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永远地遗落在了那个黄昏。我才明白，姥姥等我的，何止是放学回家的那几步路。她等的，是一个孩子从童年走向远方的整个过程。
而她，就像那盏我记忆里的油灯，用她微弱却执拗的光，照亮了我人生最初、也最温暖的一段路。灯光会熄灭，但光亮本身，已经烙印在了我的瞳孔里，成了我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无法抹去的底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