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疑人要用，用人要疑”八字，看似有违常情，细思量，却蕴含着超越简单信任的深邃智慧。它非是鼓励无端猜忌，亦非主张权谋操控，而是指向一种动态平衡的管理哲学，一种基于理性认知与责任担当的用人之道。真正的信任，从不生于盲目，而长于清醒的审视与共同的砥砺之中。
“疑人要用”，其“疑”在于坦诚承认人非圣贤，皆有认知局限与性格弱点。此“疑”非猜忌，而是审慎的起点。战国时，秦孝公欲用商鞅变法，岂能不知其锐意革新可能带来的震荡与风险?正因心存此“疑”，方有深入的考察与绸缪，而非盲目托付。这“用”，正体现了不拘一格、敢于驾驭复杂性的魄力。若因一人有“疑点”便弃之不用，则天下几无可用之才。故“疑人要用”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，给“有瑕之玉”以磨砺生辉的舞台。
“用人要疑”，其精髓更在于“疑”字的升华。此处的“疑”，绝非背后掣肘或暗中监视，而是意味着持续的关注、必要的提醒、以及制度化的监督与评估。它源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——既是对所托付之事业的负责，亦是对被用者自身的鞭策与保护。诸葛孔明用马谡守街亭，是否因其素有才名而彻底“不疑”?恐未尽然。其“疑”或存于心底，惜乎督导或有未周，终致憾事。反观唐太宗之用魏征，堪称“用人要疑”的典范。太宗深知魏征耿直，其言虽逆耳却利于行，故虽时有被冒犯之“疑”，却能将其置于谏议大夫之位，并建立畅通的言路机制，使这种“疑”转化为匡正时弊的清醒剂。这种建立在透明规则与共同目标之上的“疑”，恰是信任最坚实的基石。
故而，“疑”与“用”并非水火不容，而是相辅相成。绝对的、无条件的信任，往往滋生惰性，掩盖问题，甚至在失控时酿成巨祸。而基于理性认知、辅以健全机制的“疑”，却能促使双方保持警觉，不断反思，共同成长。这要求领导者既有识人之明，有用人之胆，更要有容人之量与驭人之智。
“疑人要用，用人要疑”，实乃一种积极的、建设性的信任观。它告诉我们，最大的智慧不在于寻找完美无缺的个体，而在于构建一种能够激发潜能、规避风险、促使优秀个体在集体中成就卓越的良性生态。在此生态中，“疑”如明镜，照见不足;“用”如沃土，培育英才。二者相济，方能使组织行稳致远，臻于至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