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物实验室的恒温箱标着“37℃”，那是生命最初的温度。而我的记忆里，友谊始终恒定在某个特殊的刻度——比体温高一点，比发烧低一点，恰够融化冰雪，却不至灼伤掌心。
高三那年，小舟的保温杯成了全班温度计。每天清晨，她总会晃着杯子听声辨温：“今天65℃，适合做解析几何。”那是她奶奶煮的红枣茶，在零下十五度的晨光里，为每个人预供暖意。有次我重感冒，她竟把保温杯夹在羽绒服里一路狂奔，到医院时茶水还烫着嘴。
更精妙的温度控制藏在阿明手中。他总能在我即将爆炸时，适时递过冰镇可乐;在我沮丧时，变出温热的糖炒栗子。毕业册上他写：“友谊是台智能空调，制冷制热全凭心跳频率。”
最恒久的温暖来自“迟到联盟”。我们五个总在校门将关时相遇，渐渐形成默契：最后到的人要带五份早餐。这个惩罚机制运行了三年，直到各自天涯。如今每当时差作祟，群里总会弹出消息：“今日轮到谁送温暖?”
真正理解友谊的温度是在产房外。当小舟经历二十小时分娩，我们四个从不同城市赶来，在走廊用手机拼成星空灯。新生儿啼哭响起时，她虚弱地比划：“37度，刚刚好。”
如今我的冰箱贴着特殊标签：芒果布丁要保存在“初遇时的温度”，巧克力需维持在“深夜倾诉的热度”。而手机收藏着最珍贵的暖源——那些跨越山海依然滚烫的语音，正在证明：真正的友谊从不需要保温，因为它本身就是热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