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看见飞机，是在七岁那年的夏天。
那天，我跟着爷爷去镇上的集市。午后的天空格外晴朗，突然，一阵轰鸣声从头顶碾过。我抬头，看见一个银白色的影子划过蓝天，拖着两条长长的白色轨迹，像一支巨大的画笔在天幕上写字。我呆住了，手里刚买的糖人掉在地上，碎成了几瓣。
“那是飞机。”爷爷说，他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，“能飞到云彩上面去呢。”
从那天起，我的梦里就多了翅膀。我把作业本撕下一页，折成纸飞机，从教室的窗户放飞。看着它在风中盘旋、下坠，我的心也跟着忽上忽下。村里的孩子都笑我疯，可我不在乎——我固执地相信，那些纸飞机总有一天会变成真的。
父亲在县城的工厂上班，每次回来，都会给我带些“礼物”。有时是一张飞机的挂历，有时是一本《航空知识》杂志的旧刊。他没什么文化，却总能用最朴素的话解释：“你看这翅膀的形状，是为了抓住风。”“发动机的声音，是它在用力呼吸。”我把杂志翻了又翻，用铅笔在空白处临摹那些复杂的机械图，直到纸张起毛。
十五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，去省城参加航空夏令营。当大巴驶近机场时，我的心跳快得像要冲出胸膛。隔着玻璃，我看见真正的飞机——那么庞大，那么庄严，它们静静地停在跑道上，像沉睡的巨兽。当我的手指第一次触碰机翼的蒙皮时，那种冰凉坚硬的触感，让我几乎落泪。
夏令营的老师是个退役飞行员，他带我们参观机库，讲解飞行原理。我站在一架教练机前，看着仪表盘上密密麻麻的按钮，忽然意识到：梦想不是遥远的星星，而是可以触摸、可以学习、可以用双手去实现的。
高中三年，我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献给了物理和数学。当同学们在操场上打球时，我在图书馆研究空气动力学;当别人熬夜追剧时，我在草稿纸上计算升力系数。父亲来看我，看见我贴满墙的飞机图纸和公式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爸没什么能帮你的，但只要你认准了，就去做。”
高考填报志愿那天，我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栏写下“航空航天工程”。母亲在电话里哭了，父亲却只说了一句：“好，买票去飞吧。”
大学四年，是梦想真正扎根的时期。第一次拆解发动机模型时，我的手抖得厉害;第一次进风洞实验室，看着模型在气流中颤动，我理解了“风的语言”;第一次编写飞行控制程序，当屏幕上的模拟器真的“飞”起来时，我在实验室里跳了起来。
最难忘的是大三那年，我参与了一个小型无人机项目。我们团队连续三个月泡在实验室，调试、失败、再调试。那个凌晨三点，当无人机终于平稳升空，完成预设动作时，我们几个挤在屏幕前，谁也没说话，只有眼泪在悄悄流淌。窗外的天空还是墨蓝色的，但我们的无人机，已经在那片黑暗里，划出了第一道属于我们的轨迹。
毕业典礼那天，我拿到了航空公司的录用通知。父亲从老家赶来，他穿着唯一一套西装，站在礼堂后排，像一尊沉默的雕塑。当我接过毕业证书走下台时，他忽然举起手机——屏幕亮着，是他刚拍的照片。画面里，我正走向舞台，而背景墙上，挂着巨大的校徽和校训：“志在蓝天，心系苍穹。”
“爸拍得不好，”他有点不好意思，“但我想记住这一刻。”
机场送别那天，父亲坚持要送我到安检口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在我转身时，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。我低头一看，是那只我七岁时摔碎的糖人——不知他什么时候用胶水小心地粘好了，虽然裂痕清晰可见，但形状依然完整。
“小时候你总说，糖人能飞起来。”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现在，你真的要飞了。”
我走进安检通道，回头看见父亲还站在原地。他的身影在熙攘的人群中显得那么小，却又那么坚定，像一座灯塔，为我照亮起飞的方向。
站在登机口，透过巨大的玻璃窗，我看见了属于我的那架飞机。它静静地停在远处，机翼在阳光下闪着银光，像一只蓄势待发的巨鸟。广播里传来温和的登机提示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握紧了背包里的那支旧钢笔——那是父亲送我的，笔身刻着两个小字：“起飞”。
舱门关闭的瞬间，引擎的轰鸣声从四面八方涌来。飞机开始滑行，加速，然后，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向后推去——我们离地了。
窗外，大地缓缓倾斜，熟悉的街道、建筑、山川，都在迅速变小。云层在眼前展开，像一片柔软的海洋。阳光毫无遮挡地洒进来，把整个机舱染成金色。
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七岁的男孩，他站在集市上，望着天空中那道白色的轨迹。他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他知道，那一定是某种美好而遥远的东西。
而现在，我正坐在他梦想的翅膀上。
我的航空梦，真的起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