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总觉得，顾伯伯家的那棵老槐树，比别的树更懂得沉默。
第一次见他，是被母亲牵着手，穿过一条铺满煤渣的小巷。槐花正开，碎雪般的花瓣落了他满肩。他坐在院里的藤椅上，膝盖上摊着一本《古文观止》，老花镜滑到鼻尖。母亲说：“叫顾伯伯。”我怯生生地叫了，他抬眼，镜片后的目光像温润的水，笑了笑，从藤椅旁的小凳上，拿起一枚青涩的槐荚：“给你，这个能做哨子。”
那年我八岁，开始在顾伯伯家的书屋里“识字”。书屋不大，四壁皆书，空气里有旧纸、墨香和槐花的清甜。他教我读的第一篇不是课文，是《项脊轩志》。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他念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用小火慢煎的药，苦而回甘。我问：“为什么写树?”他推了推眼镜，望向窗外的老槐树：“因为树会记得。人走了，树还活着，把故事一年年讲给新叶听。”
顾伯伯不是正式的老师。他是退休的图书管理员，是街坊口中的“顾先生”。他的课堂，永远在生活里。春天，他带我去江边看冰排，指着奔涌的江水说：“你看，再大的冰封，也挡不住水的流。”夏天，他坐在槐树下教我下棋，棋盘上黑白交错，他说：“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，但每一步都要看清全局。”秋天，他扫落叶，堆成小山，点着了让我看灰烬：“有些东西烧尽了，味道还在。”冬天，他呵着白气，用旧报纸包着热乎的烤红薯塞给我：“暖和的东西，要分着吃才香。”
他书桌的抽屉里，永远备着几种不同的笔：铅笔、钢笔、毛笔。他说：“写字是修行。铅笔能改，是给人留余地;钢笔落笔即定，要你懂得慎重;毛笔有气韵，教你心手合一。”我写的第一篇作文《我的理想》，他用红笔批注：“理想不是想得到什么，而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那句话，我记了很多年。
最难忘的是初二那年，我因一场误会受了委屈，整日沉默。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某天午后，搬出小凳，让我坐在他身边。槐树的影子慢慢移动，他忽然说：“你看这树，年轮一圈圈长，有些年风调雨顺，圈就宽;有些年旱涝灾害，圈就窄，但每圈都是完整的。人也是。”他顿了顿，“窄的那圈，不是缺陷，是证明你活过来了。”
后来我离家读书，每次回来，必先去顾伯伯家。他老了，话少了，但书屋依旧，老槐树依旧。最后一次见他，是前年深秋。他坐在藤椅上，盖着毯子，手里还握着那本《古文观止》。我给他读《项脊轩志》，读到“庭有枇杷树”，他忽然睁眼，望向窗外：“槐树……今年花落得早。”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
顾伯伯走后，我整理他的遗物，发现书屋角落有个小木盒，里面整整齐齐放着我这些年寄给他的明信片，还有一张泛黄的纸，上面是我八岁时写的第一个字：“人”。笔画歪扭，他用红笔在旁边注：“此字如幼芽，破土即生。”
如今，我也在自己的窗台养了一盆槐树幼苗。每年春天，看它冒出嫩绿的新叶，我总会想起顾伯伯的话：“树会记得。”我想，他留下的不是学问，而是一整套观看世界的方式——一种将生活淬炼成文字，将文字沉淀成智慧，再将智慧化为温暖的传递。
有些恩师，教的是知识;有些恩师，给的是一颗能安放灵魂的种子。顾伯伯就是后者。他让我明白，真正的传承，不是记住他说过的每一句话，而是学会用他的眼睛看世界，再用我的眼睛，把那棵老槐树的故事，讲给后来的人听。
槐树年年开花，年年落叶。而有些东西，比如那枚青涩的槐荚，比如那句“人字如幼芽”，早已在我心里，长成了一片永不凋零的森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