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年前，我踮起脚尖，怯生生踏进凤凰花掩映的校门;六年后，我昂首阔步，仍从那片花影下离开。回首发现，不是我独自长大，而是我与母校一起，拔节抽穗，在彼此的年华里刻下年轮。
一年级时，母校是一座“大玩具”。我迷恋彩色滑梯，常在上课铃响后还赖在沙坑。班主任林老师没有斥责，她蹲下来，把一枚“纪律小卫士”徽章别在我衣领上，说：“让它陪你回教室。”徽章晃荡闪光，我竟第一次主动跑向教室。那枚徽章，是母校递给我的第一根成长拐杖。
三年级，母校成了实验室。校园东南角出现一块“开心农场”。我们松土、播种、记录豆芽的日均身高。我种的豆苗被暴雨打折，却在老师指导下靠支架重新站起。收获节那天，我把唯一的一条豆荚献给食堂阿姨，她回赠我一份“清炒学子豆”。咀嚼间，我尝到失败后的甘甜，也尝到母校悄悄掺入的韧性味道。
五年级，母校升级为“梦工厂”。科技节要求用3D打印设计桥梁。我和队友把图书馆当“作战室”，熬夜画草图，却屡因尺寸不合断裂。绝望时，物理组周老师抱来一摞《桥梁百科》，轻轻放在桌角：“再试一次，让数据替你们说话。”黎明前，我们打印出跨度六十厘米、承重三十五公斤的拱券桥，夺得金牌。那天，我懂得了知识的力量，也读懂了母校目光里的期待。
六年级，疫情突袭，校园封闭。屏幕成了新教室，信号却常“卡成PPT”。母校连夜搭起信号塔，把宽带牵到山顶，只为让我们在山坡上边吹风边上网课。六月复学，凤凰花依旧燃得如火如荼，我们戴着口罩在操场奔跑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：无论世界怎样摇晃，母校都会为我们托底。
如今，我站在校门口，抚摸那棵被刻过身高线的大树。六年里，我从一米二长到一米六，树也增了六圈年轮。原来，我的每一次拔节，母校都用更深的根、更茂的叶回应;她的每一次翻新，也在我的瞳孔里投下更广阔的蓝天。
离别不是句号，而是省略号。我把六年光阴折进书签，夹在未来的扉页;而母校把千万个“我”写成校史，写进城市的记忆。愿我们像双向的河流，在各自的河道里奔腾，却永远回响着同源的水声。
凤凰花又开了。我轻声说：“母校，再见。”她微笑回答：“孩子，去飞吧，我们共成长，永不止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