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的声音太小，世界听不见。”老师把演讲稿拍在我桌上，纸角卷起，像枯萎的耳朵。我攥着那沓被红笔划得遍体鳞伤的文章，喉咙里卡着一只蝴蝶——它拼命扇翅，却只发出蚊子的嗡鸣。
那年我十四岁，口吃像一把锈锁，把第一个字死死焊在舌尖。课堂发言，我站起来，世界便按下静音键，只剩心跳在胸腔里打鼓，咚咚，咚咚，却传不到第二排。渐渐地，我学会把语言折叠进作业本，让方格字替我排队站立，而嗓子退化成一季无声的冬天。
直到学校举办“模拟联合国”，班主任把“中国代表”的标签强行贴在我胸前。“去让世界听见你。”她说。我抱着一摞资料躲进图书馆，把嘴唇咬成月亮，仍读不出完整的句子。窗外，梧桐叶沙沙作响，像在替我鼓掌，也像替我叹息。
比赛那天，礼堂灯光炽白，照得人脸像漂过的纸。我握着发言稿，指节发白，忽然听见后排传来窃笑——有人模仿我卡壳的“第……第……”那笑声像一根细针，戳破仅存的气球。我抬头，看见墙上挂着的一排国旗，红星在红旗上沉默地燃烧。下一秒，我做了一个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动作：把稿子揉成一团，塞进裤兜，空手走向讲台。
麦克风近在鼻尖，却像隔着一个太平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放弃背熟的华丽长句，改用短促的呼吸劈开沉默：“我……来自中国。你们听见我的停顿，那是长江在拐弯。”六个字，停顿三次，却像三块石子，砸进静止的湖面。礼堂骤然安静，连窃笑也愣住。我继续说，每卡住一次，就把停当转成逗号：“我的奶奶……在杭州……她喝的不是水，是西湖的月光。”笑声停了，评委抬起头，目光像探照灯，追着我磕磕绊绊却倔强的音节。最后一句话，我几乎是喊出来的：“当你们嘲笑卡壳时，世界正在错过……一条真实的长江!”
掌声落下时，像千万只白鸽扑棱棱起飞，震得麦克风嗡嗡作响。我呆立原地，蝴蝶终于撞开锈锁，从喉咙里飞出，带着血的鲜艳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：声音不是光滑的丝绸，而是带锯齿的河流;锯齿割开空气，也割开偏见。世界听不见完美却空洞的合唱，却愿意为一条真实、湍急、带着淤沙的河流让路。
后来，我成立校园“口吃者联盟”，每周三晚上，带着学弟学妹在操场看台练习“把停顿当节奏”。我们不再追求刀削般的流畅，而让每一次卡壳都长成峭壁上的花。月光下，十几条声音或粗或细，却同样带着锯齿，一起锯开夜色的木板，让星光漏进来。
让世界倾听，不是把嗓子磨成利刃，而是敢于把伤口当琴弦。当越来越多的我们，把口吃、方言、沙哑、稚气一并奉上，世界便听见一片不再修剪的森林——那里，每一片颤动的叶子，都在用带锯齿的边缘，切割出属于自己的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