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车摊的阿公
楼下的老梧桐又落了一地碎金，我捏着被扎破的车胎，在秋风里直跺脚。放学的路才走到一半，车轮“咔嗒”一声闷响，气门芯像颗瘪了的豆子，彻底蔫了。
转过街角，那方蓝布棚子还支在那里。阿公的修车摊，一摆就是十年。棚顶的塑料布被晒得发白，边角卷起，露出底下补了又补的硬纸板。他正俯身在工具箱上拧螺丝，花白的头发沾着机油，像落了层薄灰的蒲公英。
“阿公，车胎扎了。”我蹲下来，把车推到他脚边。
他抬眼，浑浊的眼睛在老花镜后眯成一条缝：“小丫头又闯祸啦?”语气带着点笑，手却已经抄起撬胎棒。扳手磕在钢圈上的脆响里，我看见他左手虎口处一道旧疤，像条僵死的蚯蚓——听奶奶说，那是去年冬天给人补胎时，冻裂后又沾了冰水留下的。
“这天儿凉得快，”他一边掏内胎一边嘟囔，“早上还有太阳，这会子风就跟刀子似的。”说着就从帆布包里摸出个掉了漆的热水袋，灌上热水塞进外套口袋。那热水袋跟着他走街串巷，橡胶皮早就没了弹性，像个皱巴巴的老南瓜。
补胎的工夫，隔壁卖煎饼的张婶送来两个刚出锅的鸡蛋饼：“老陈，趁热吃!”阿公也不客气，接过来就着保温杯里的浓茶啃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的午饭总是凑合——要么是路人硬塞的包子，要么是自己带的冷馒头。“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”他总这么说，可我知道，上个月暴雨天，他蹲在积水里帮低年级娃捞书包，自己半边身子都湿透了。
“好了。”他把车胎按回去，气筒压得“吱呀”响，“试试?”我跨上车，车轮稳稳滚起来，梧桐叶在身后打着旋儿。回头看时，阿公正收拾工具，蓝布棚子在风里晃了晃，像片随时会被吹走的叶子。可我知道，明天这个时候，他还会在这里，等着下一个扎破车胎的孩子，或是急着上班的白领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阿公的儿子在外地买了房，几次要接他去享清福。他却不肯：“我这把老骨头，坐不住高楼。在这儿给人补补胎，听听家长里短，心里踏实。”
原来有些人，一辈子都在做“无用”的事。他们不像路灯那样明亮，也不像大厦那样巍峨，只是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，用自己的方式，把日子焐得温热。就像阿公补好的车胎，破了再缝，缝了再破，可每一次滚动向前，都有他藏在机油味里的温度。
修鞋匠
街角的修鞋摊，是我放学的必经之路。摊主是个沉默的老人，人们叫他李师傅。他的摊子很简单：一个工具箱，一张小马扎，一块擦拭得发亮的皮围裙，还有一个总是敞开的、装着各色皮料和线绳的铁皮盒。
我第一次去他那儿，是因为那双磨破了脚跟的运动鞋。那天黄昏，他正低头缝补一只旧皮鞋，老花镜滑到鼻尖，手指上的茧子厚得像树皮。我递上鞋，他接过，对着光仔细端详，用粗糙的指腹摩挲着破损处，像医生检查伤口。
“还能修，”他说，声音沙哑，像砂纸擦过木头，“你先放这儿，明天来取。”
第二天，我去取鞋时，他正在给鞋底上胶。空气里弥漫着橡胶和皮革混合的气味，一种陈旧而踏实的味道。他指着鞋跟处细密的针脚说：“用了双线，不容易开。”我付钱时，他摆摆手：“学生娃，少收两块。”
后来，我成了他摊子的常客。我知道他每天清晨六点准时出摊，风雨无阻;知道他工具箱里那把小锤子用了三十年，锤柄被磨得油光发亮;知道他从不看手机，摊子边永远放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，咿咿呀呀地播着新闻和戏曲。
最让我难忘的，是一个下着冻雨的冬日傍晚。我路过时，看见他正给一个年轻女人修高跟鞋。女人衣着光鲜，不耐烦地跺着脚：“能快点吗?我赶时间。”李师傅没抬头，只是更专注地穿针引线。他的手在寒气里有些抖，线头几次对不准针眼。他便把针凑近嘴边，用唾液润了润线头，再试。女人终于安静下来，看着他满是裂口的手，和那双在昏黄灯泡下微微颤抖的、却异常稳定的手。
修好后，女人付钱离开。李师傅慢慢收拾工具，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右手食指缺了半截。他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，笑了笑：“年轻时在厂里干活，让机器咬掉的。”他抬起手，对着灯光端详那截残指，“少半截手指，倒让剩下的手指更灵了。”
那天，我第一次发现，他修补的不仅是鞋，还有时光本身。那些从他手里经过的鞋，带着主人们的故事——农夫的泥泞、舞者的旋转、学生的奔跑、女人的疲惫。他用一针一线，将磨损的生活重新缝合。
如今，我已不穿需要修补的鞋了。但每次路过街角，看见那个佝偻在小马扎上的身影，看见铁皮盒里杂乱却有序的线绳和皮料，看见收音机里流淌的咿呀戏曲，心里总会涌起一种奇异的安定感。
他修补的，何止是鞋跟与鞋底。在那个机器轰鸣、万物速朽的时代里，他用最缓慢的手艺，对抗着时间的磨损。他让破损之物重获完整，让行走之人在坎坷的路上，依然能感受到脚下的踏实。
而所有路过他摊前的人，包括我，或许都曾在他沉默的注视下，不知不觉地被修补了某些无形的破损——比如急躁，比如轻慢，比如对“无用”之物的漠视。
他的摊子，像一枚钉进时光里的楔子，稳稳地固定住了生活最原始的形态：修补，然后继续行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