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学校是一座巨大的魔方，那汪老师就是那块永远转不到正确位置的小方块——他太“怪”了。别班的语文老师西装革履，他却常年套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，背后还印着“拯救地球”四个卡通字;别人上课三步走：作者、段落、中心思想，他却把课堂开成“魔术秀场”，让我们怀疑人生又欲罢不能。
开学第一课，汪老师抱着一个密封的纸箱，神秘兮兮地走进教室。“今天不讲课文，先‘拆盲盒’!”他随机抽同学上台摸箱子里“作者的灵魂”。有人摸出半截粉笔，有人抓出一片枯叶，我竟摸到一块凉飕飕的石头。全班哄笑时，他忽然板书：“石头——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刘兰芝。”我们愣住。他眯眼说：“石头硬不硬?兰芝性格是不是硬?被命运投下，却激起水花。”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觉古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灰尘，而是一颗会发烫的心脏。
更怪的是考试。月考前夜，他发下一张“白卷”，只写一行字：“今晚月光很好，请写200字证明它存在。”结果有人抄科普，有人写情书，我干脆画了一扇窗，窗里窗外各有一轮月亮。汪老师批注：“语言会撒谎，画面会留白，但感受不会。”那次考试，全班“分数”最高的是一幅素描，最低的是一段百度原文。我们集体傻眼，却也第一次明白：比答案更重要的，是心跳。
上周运动会，别的老师摇旗呐喊，他却搬来一台老式幻灯机，在操场白墙放映《海底总动员》。当尼莫钻进水母群时，他按下暂停键，让我们闭眼听配音：“大海的呼吸是什么声音?”我睁眼，看见阳光穿过银杏叶，落在白色幕布上，像金色的海浪。那一刻，操场突然安静得只剩心跳。汪老师说：“语文不在教室，在每一束会讲故事的光里。”
当然，“怪”也有副作用。教导主任批评他“教学进度慢”，家长质疑他“花里胡哨”。可我们班的作文平均分，从年级倒数蹿到第一;更神奇的是，连最头疼写作的“理科直男”，也主动申请参加“叶脉诗社”。有人问他秘诀，他耸耸肩：“把课文当魔方，先拆散，再还原创意;把学生当种子，先浇水，再等待发芽。”说完，他掏出一把泡泡糖，像发奖学金一样抛向我们，笑声飞出窗外，粘住了整片晚霞。
如今，每当我提笔写字，耳边总会响起汪老师那句口头禅：“别怕怪，怪是创新的胎记。”于是，我敢把比喻写成“星星是夜空的逗号”，也敢把日记写成“给未来的信”。因为我知道，在那个有点“怪”的大人眼里，世界本就不该方方正正，它应该像泡泡糖，吹得越大，色彩越亮。